Alcohol-myopia theory (AMT) 认为酒精的药理学特性会减弱注意力，限制个人对外部和内部信息的感知，同时也会降低个人理性处理收集到的感知信息的能力。酒精会导致饮酒者降低对于外界鼓励性和抑制性信息的理解能力，例如本次事件中受害人明确的拒绝言语和肢体动作并没有让饮酒后的施害者意识到外界强烈的抑制性信息，反而继续恶劣行为。Giancola 及其同事（2010）假设由酒精引起的对冲突的关注会产生一种普遍的负面情绪，随后转化为愤怒情绪状态。 然后愤怒的情感可能会通过激活联想网络从而引发报复想法来促进攻击性，进一步集中在煽动者的行为上，并产生一种激发攻击行为的兴奋状态。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在美国两个不同的城市地区采集的其中一人有高家暴倾向和酗酒历史的情侣作为样本，检验了现有理论和研究中提到的导致酒精摄入与暴力行为相关的一些认知和情感的因素。

假设1：和清醒的被试相比，酗酒后的被试在伴侣的刺激下会展现出更激烈的家暴行为。

假设2：和清醒的被试相比，酗酒后的被试在伴侣的刺激下会展现出更强烈的负面情绪，以及愤怒和有攻击性的认知状态。

假设3：改变负面情绪、愤怒和有攻击性的认知，会减弱酗酒和家暴行为的相关联系。

过程

本研究中的情侣均有一方为酗酒者且在近一年内出现过至少一次家暴行为 (根据本人或伴侣报告)。经过筛选本研究最后包含249名被试 (男148人，女101人)，这里请注意只有酗酒的一方才是被试者，被试的伴侣只是配合测试，以下提到的“被试”均为酗酒且出现过家暴行为的一方。Table 1展示了被试的背景统计情况，除了背景信息的问卷外，被试还分别在测试前完成了冲突策略量表 (在以往冲突发生时的表现)，饮酒模式问卷和酒精成瘾鉴定测试。

Taylor Aggression Paradigm (TAP) 是一个测量被试的肢体攻击行为的标准范式：

测试分为两天完成，第一天被试主要完成以上提到的测试量表。在第二天测试之前，实验人员为了增强测试的真实性，会提前告知被试他们是来参加“酒精与反应速度测试”的，此时会测试被试的血液酒精含量，确保他们在测试前都是清醒状态。

情侣两个人会被带入不同的测试间，在每次电脑屏幕上显示“准备”-“按下空格键”之后，情侣两人要分别在各自的键盘上以最快的速度摁下空格键，当屏幕上再次显示“松开空格键”之后，情侣两人要分别在各自的键盘上以最快的速度松开空格键。动作较快的一方的屏幕上会显示“你赢了，可以向对方进行电击”，动作较慢的一方的屏幕上会显示“你输了，将会被对方电击”。电击程度为1(几乎无感)-10(疼痛)可供赢家来选择。

熟悉过程之后，酒精组的被试将摄入掺了与自身体重成比例的酒精的果汁饮品0.99 g/kg (男性) 或 0.90 g/kg (女性)，对照组的被试会摄入未掺酒精的果汁。当被试的呼吸酒精浓度 (BrAC) 达到0.075%时，情侣两人将进行6组比赛，被试会“输掉”其中的4组，并在每次输掉之后被进行中等程度(5-6)的电击。6组结束后被试会收到一个被故意透露的信息：“您的伴侣准备在接下来的对决中使用最重的电击”，此信息可以理解为伴侣对被试的激怒行为，模拟在实际情况下伴侣在冲突中会提供的情绪刺激。

在被试的呼吸酒精浓度达到0.08%之后，真正的攻击行为测试开始，被试会经历共20次对决并且系统已设置好被试会赢10次输10次。在被试每次输了对决之后都将被进行“由伴侣选择的”9或10级的最高程度电击，并且电击的级数会在被试面前的屏幕上显示。在被试赢的那10次中他们可以自己选择对伴侣进行多大强度的电击攻击，被试选择的电击强度即为我们所测试的家暴行为的衡量标准，之所以使用这种评分程序，是因为以往的研究表明，电击强度和电击持续时间与直接的身体攻击态度高度相关 (Carlson, Marcus-Newhall, & Miller, 1990; Hyatt, Chester, Zeichner, & Miller, 2019)。而实际上他们的伴侣并不是真的坐在另一个房间被电击，这只是测试被试在被激怒的情况下会展现出多强烈的攻击行为。

在整个过程中被试的面部表情都被摄像机记录下来，并且使用诺达思的行为观察记录分析系统 (The Observer XT) 进行集成和分析，专业人员会通过面部的44个动作单位对被试的情绪变化进行分析。

结果

为了检验假设 1，我们简单地将 TAP 物理攻击得分在人与人之间的饮料条件（酒精与无酒精控制）上进行回归。 正如预期的那样，饮酒的参与者在 TAP 上的 IPA 水平显着高于不饮酒的参与者(b = 0.68, SE = 0.30, p = .023)。表 2 包含与酒精使用和以前的 IPA 实施和受害相关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为了检验假设 2，我们在个体层面拟合了一个多元回归模型，其中负面情绪的面部表情、愤怒的面部表情和攻击性认知在饮料条件下回归。我们的假设得到部分支持，因为愤怒的面部表情 (b = -0.36, SE = 0.12, p < .001) 和攻击性认知 (b = 0.07, SE = 0.02, p < .001) 作为函数的显着差异 饮料状况。与饮用无酒精控制饮料的参与者相比，饮酒的参与者表现出明显更具攻击性的认知，但愤怒表达明显减少。

我们拟合一个多中介模型来检验假设3。拟合多中介模型的结果支持攻击性认知通路（间接效应：b = 0.07，SE = 0.03，p = .025），但不支持愤怒面部 表达途径（间接效应：b = -0.10，SE = 0.10，p = .311），从酒精到 IPA 的实施（见图1a）。这些结果还支持了在随后的机会试验期间，攻击性认知对 IPA 实施的显着和积极的个人内部影响，但不是愤怒的面部表情（见图 1b）。也就是说，参与者在给定的试验中表达了攻击性认知 在下一次他们可以进行电击的试验中，他们对他们的伴侣进行了明显更高的电击。

最后一个模型用于分开攻击性认知中介途径（见图2a）。该模型的结果支持酒精对攻击性认知和攻击性认知对 IPA 实施的显着人与人之间的影响。 这些结果还支持了在随后的机会试验中，攻击性认知对 IPA 实施的显着整体个人内部影响（见图 2b）。 因此，与之前的分析一样，在给定试验中表达攻击性认知的参与者在下一次可以进行电击的试验中对其伴侣施加了更高的电击。

在现有的攻击性理论的背景下，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酒精会引发对伴侣冲突的攻击性认知，随后将伴随针对伴侣的身体攻击。了解酒精对人情绪和认知的影响不是为了以此为借口为那些酒后的暴力和侵犯行为开脱，而是为了找到有效方法控制和调节酒后行为以及提高这种意识，杜绝此类社会恶性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Eckhardt, Christopher I., et 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Mediators of Alcohol-Facilitated Intimate-Partner Aggression.”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9, no. 3, 2021, pp. 38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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