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垃圾围城”确实是城市化进程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直面的问题。据《2014-2018年中国垃圾处理器行业市场需求与投资规划分析报告》， 600多个市级城市中，2/3的城市已被城市生活垃圾包围，1/4的城市已经无垃圾填埋堆放场地。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过5亿平方米，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300亿元。“垃圾围城”给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敲响了警钟。
另一方面，源于这么多年太湖治理的实践经验。太湖流域环境质量之所以明显改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太湖流域建立健全了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垃圾回收处置体系。而且，这十多年来，垃圾处置方式已由填埋为主转变为焚烧发电和填埋并存，大大提高了垃圾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能力。太湖流域等地也建设了餐厨垃圾处置资源化利用的体系和终端设施。十多年前，江南农村还能看到垃圾遍野的现象，现在大多数地方已恢复了小桥流水人家、白墙黑瓦粉黛的美丽景象。可以说，垃圾的有效收集处置对太湖水环境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希望垃圾不止于末端有效处理，而是能从源头实现减量化、资源化利用。这也能减少焚烧环节的经济成本和有毒有害物质(比如二噁英)产生的几率。
垃圾分类回收为什么难以推广?
近几年，围绕垃圾分类回收各地做了很多探索，南京也不例外。从2011年起，南京市政府就开始着手推广垃圾分类工作，我们小区就放了三种类型的垃圾箱，还单独设立了电池回收箱。政府也做了宣传发动工作，但是，除了少数社区成功外，其他地方基本无疾而终。
分析原因，主要归结为三类：一是老百姓对垃圾分类知识缺乏有效的获取途径，因此，分类回收意识欠缺、行动匮乏。二是垃圾分类法律法规政策不健全，缺乏可操作性和强制性。三是产业链条不健全，后续处置设施跟不上，前端分类工作也白做。
仅这三个原因，就反映出这项工作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首先，这不是政府能自个儿掌控的，需要居民配合从每个家庭做起。老百姓发动不到位，这项工作也就无从下手。
其次，法律法规制定要有实践做支撑，把实践中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工作归纳总结上升到法律规范。垃圾分类回收之所以法律滞后，主要源于实践或实践成效的滞后。
后，这项工作不只涉及到政府部门，还涉及到众多企业单位。企业绿色理念健全不健全?是否建立起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生产经营理念?哪些是政府兜底?哪些要交给市场，交给第三方去做?因此，说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点也不夸大。
如何解决?
基于上述分析，*垃圾分类回收利用的难题，仅靠政府是行不通的，这几年很多城市无疾而终的实践也证实了这点。我个人认为，要打破僵局，除了加强政府管理外，还要突破传统思维，充分发挥互联网和第三方治理的力量。
一是在居民的认识和行动问题上。政府机构由于力量有限，不可能挨家挨户上门宣传，而借助互联网却可以做到。有关政策措施通过社区网络平台、公众号、手机 APP等能非常便捷地跨越时空直接推送到居民手中。通过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可以了解每一项政策措施的实施情况，每一个居民家庭垃圾分类情况，可以跟踪每一件废品终去向，充分掌握地区垃圾产生量、种类和占比、废弃物流向等，从而为后续分类和回收处置利用的政策制定等提供科学依据。
二是在法律法规滞后问题上。现在政府面临“塔西佗陷阱”的挑战，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往往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很多老百姓不相信政府，甚至不相信和媒体，成了“老不信”。这种情况下，政府做不好的事情可以放手给社会做，社会组织反而能赢得居民的信任，宣传和发动的效果也会更好。
比如，南京一家NGO组织选择了几个小区，手把手教居民开展垃圾分类推广，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无锡一位退休教师痴迷于环保酵素的推广，至今已在各个社区和大中小学开办了上百场讲座，还利用群及时释疑解惑，带动了一批人实现家庭厨余垃圾的就地减量和资源化。南京一家民营企业，利用手机终端建立了一个上门预约回收垃圾的系统，短短6个月用户就上升到5000户，覆盖面可达5万户。
以上这些案例说明，只要、放手，充分利用民间力量和互联网优势，是能够取得较好成效的。政府可以支持推广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在实践基础上总结提高，制定出更科学、更可操作的法规政策。三是在产业链问题上。垃圾处理不能简单看成是政府该包办的事，应该走市场化、产业化道路，依靠第三方力量。要分清哪些是属于政府必须做的，哪些属于政府通过优惠政策、财政资助等方式可以放手给环保NGO、民营企业做的，调动民间智慧、市场力量去打造一个科学的产业链。
比如，在企业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方面，国家已有政策方面的初步要求，但是要让企业一下子自觉自愿去做是不现实的，必须借外力推动。即便是苹果这样的，在中国建立绿色供应链也是在环保NGO的外力强制下被迫开始的。要想让企业建立绿色生产销售理念，成为整个产业链中的一环，也需要第三方力量的推动。
如何解决垃圾分类回收难题?我给出的答案是：政府要加快推进互联网+第三方治理，早日形成社会共治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