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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对金是否流出的问题有极其重大的影响。资本是以贵金属的形式输出的，因为它在商品形式上输出，或者根本不可能，或者会受到极大的损失。现代银行主义对金的流出感到的恐惧，超过了认为贵金属是的真正的财富的货币主义所梦想的一切。例如，我们可以看看英格兰银行总裁莫利斯在议会委员会面前关于1847—1848年危机所提出的下述证词：

(第3846号。问：)‘当我说储备品(stocks)和固定资本贬值时，难道您不知道，投在各种储备品和产品上的一切资本都同样贬值了吗，原棉、生丝、原毛都以同样的抛售价格运往大陆 了吗，砂糖、咖啡和茶叶都象在时那样亏本出售了吗？——为了对付由于大量进口粮食而引起的金的流出，国家必须忍受巨大的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第3848号)“您是不是认为，与其忍受这种牺牲使金流回，还不如动用银行库存的800万镑呢？——不，我不认为是这样。”

在这里，金被当作的真正的财富。

富拉顿引用过图克的如下发现：

“除了一两个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说明的例外，在过去半世纪，每一次伴随有金的流出的汇兑率的显著下降，总是和流通手段相对低的水平结合在一起的；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富拉顿，第121页)

这个发现证明，这种金的流出现象，多半是在活跃和投机的时期过去以后发生的，是 “崩溃已经开始的信号……表示市场商品充斥，外国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停止，回流迟滞，而这一切的必然结果是，商业丧失信用，工厂关门，工人挨饿，工业和企业事业普遍停滞”。(第129页)

同时，这个发现当然最好不道地驳斥了“通货学派”的下述论断：

“通货充足会驱逐金，通货缺少会吸引金。”

相反，尽管英格兰银行在繁荣时期多半都有强大的金准备，但是，这个货币贮藏总是在继风暴之后的冷落停滞时期形成的。

可见，有关金的流出的全部高见，可以归结为：对国际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需求，与对国内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需求不同(由此又自然得出结论：“金的流出，不一定包含对国内流通手段需求的减少”，这是富拉顿在第112页上所说的)；把贵金属从国内输出并投入国际流通，与把银行券或铸币投入国内流通，不是一回事。此外，我以前已经指出，作为国际支付准备金而集中的贮藏货币的运动，就它本身来说，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运动无关。我曾经根据货币的性质阐明了贮藏货币的各种职能：它作为支付手段(国内已经到期的支付)的准备金的职能；作为流通手段的准备金的职能；最后，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的职能。当然，当所有这些职能都由的一个准备金承担时，问题就复杂起来；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说，在某些情况下，英格兰银行的金向国内流出的现象和它向国外流出的现象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还有那种任意加在这个贮藏货币上的新的职能；即在信用制度和信用货币发达的国家充当银行券自由 兑换的保证金的职能。